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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精选
历经九年艰辛路,国家赔偿终有结果
Time:2016-02-29 15:4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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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文/刘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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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先生为福建人,在广州经商多年,是个体工商户,从事正当合法的钟表零售、批发业务。2006年9月份与成都远隔几千公里之外的余先生想不到与票据诈骗犯罪的孙某某扯上了关系(被C市公安局错误冻结存款后被C市中院错误扣划),从此以后注定面临9年之久的官司。刘信平律师受余先生委托处理此案,经过不懈努力,2015年7月份余先生终于收到赔偿款(存款本金、利息共计348652.65元),国家赔偿才尘埃落定。

2013年6月份余先生向C市中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予以受理,国家赔偿申请的依据是:首先,赔偿义务机关在执行程序上违法。赔偿义务机关所据以执行的依据是孙某某的判决书,但判决书只是判决“并处没收(孙某某的)个人全部财产”。对于赃款部分,判决书只是在认定部分提到“本案赃款依法应予以追缴,若已扣押在案,则由扣押单位直接发还被害单位。”但本案所追缴的赃款并非判决书上所载明的判决执行的内容,其追缴赔偿请求人存款行为没有法律依据。

其次,赔偿义务机关未尽谨慎义务进行审查。由于C市公安局违法查封、冻结赔偿请求人的存款,在此基础上,赔偿义务机关在执行冻结、追缴存款时未对C市公安局提供的赃款分解图等相关资料尽谨慎义务进行审查,违法认定赔偿请求人与孙某某票据诈骗案有关;违法认定系孙某某以赔偿请求人在工商银行广州站西路支行开立的账户;违法认定该笔存款为赃款。其下达了(2009)C执字第459-3号执行裁定,最终造成违法追缴赔偿请求人的存款,侵犯了赔偿请求人的财产权。更有甚者,在其调取饶某账户的《明细信息打印》后明知C市公安局采取的查封、冻结赔偿请求人的存款违法以及本身采取的追缴赔偿请求人的存款的措施亦违法的情况下,仍然不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后来C市中院根据上述第一项根据撤销了(2009)C执字第459-3号执行裁定,将执行回转款作为赔偿余先生的损失,随后余先生撤回了国家赔偿申请。

一.案情简介:

(一)孙某某票据诈骗犯

孙某某,原系S省天某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2006月10月19日经检察院批准逮捕,2007年8月25日因涉嫌票据诈骗罪被逮捕。C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孙某某犯票据诈骗罪一案,于2008年8月8日做出一审判决。原判认定,孙某某与王某某、徐某(该二人另案赴理)经多次共谋后,于2006年S月,由孙某某、徐某先将兴某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3000万元引存至中行某支行,后王某某、徐某采取偷拿、伪刻印鉴的争段,使用伪造的转账支票将兴城公司3000万元存款中的500万元转至S省天某实业有限公司帐上,500万元转至西某地质矿产勘査开发局的地质队帐?上,1998万元转至蓝某消防工程有限公司账上(稍后,其中的1000万又被转至S省天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帐上)。其中,孙某某非法占有1500万元。后孙某某逃亡泰国被国际刑警组织在泰国抓获并引渡回国。

孙某某被控票据诈骗一案,成都中院于2008年8月8日作出刑事判决:被告人孙某某犯票据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孙某某不服上诉至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08年12月1日作出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06年9月份与成都远隔几千公里之外的余先生想不到与孙某某扯上关系,从此以后注定面临9年之久的官司。

(二)余先生其人其事

余先生为福建人,在广州经商多年,是个体工商户,从事正当合法的钟表零售、批发业务。2006年7月20日在工行广州站西路支行开立账户,该账户用于收取货款。2006年9月5日余先生收到香港集某发展有限公司的货款702,800元人民币。2006年9月30日C市公安局向工行广州站西路支行发出《查询存款、汇款通知书》、《冻结、解除冻结存款/汇款通知书》,上述通知书指明:需“查询犯罪嫌疑人余先生的存款、汇款。冻结金额”、“冻结犯罪嫌疑人余先生的存款702,800元。”“2006年9月30日本次冻结263,134.08元”。查询线索为:2006年9月5日、9月29日存款明细账。2008年3月17日C市公安局发出《冻结存款通知书》,该通知书要求继续“冻结犯罪嫌疑人余先生的存款(冻结金额:263,134.08元)。”

2006年9月份余先生委托儿子到C市公安局与办案人员据理力争,但C市公安局没有理睬。2008年9月10日C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工行广州站西路支行发出冻结令和《协助查封/冻结执行通知》冻结上述账号的存款(263,134.08元)。该通知指明:“兹因孙某某票据诈骗案,特通知贵行协助查封/冻结孙某某以余先生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站西路支行开立的账户。”2009年3月2日C市中院向工行广州站西路支行发出《执行裁定》【(2009)C执字第459-3号】,解除对上述账户的冻结该账户存款并将263134.08元扣划到C市人民法院予以追缴。该《执行裁定》指明:“本院于2008年9月10日做出冻结令,冻结了被执行人孙某某以余先生名义在工行广州站西路支行开立的帐户,帐号冻结款为263,134.08元。现因需要对上述赃款予以追缴。”

(三)从提起执行异议到提起国家赔偿申请,最后获赔历时九年

1.?提起执行异议

款被扣划以后,2009年4月份余先生委托刘信平律师处理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并追索存款事宜。刘信平律师到提交了在香港取证的资料,证明扣划其263 134. 08元银行存款不属本案赃款赃物,而是香港集某发展有限公司等主体通过香港某外币兑换有限公司向余先生支付的702 800元货款中的一部分。C市公安局冻结和本院扣划该存款的行为错误,请求撤销C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 )成执字第459-3号执行裁定,并将该存款退还余先生。

C市中院通知成都中行成都罗家碾支行人员参加听证,中行某支行认为,付款人如何将款项转入绕某账户没有付款凭证;从中行资金进入饶某账户到成C市公安局冻结该账户的2006年9月1曰至2006年9月5日,饶某账户共计进出金额近八百佘万元,该账户就是一个洗钱账户,请求驳回异议。

2012年4月份余先生再次正式向C市中院提起执行异议,2012年5月16日C市中院驳回异议。其理由是:2009年2月9日,C市中院将刑事财产刑部分移交执行局执行时,附有账户资金冻结明细表,其中包含余先生在工商银行开立的账户上的存款263 134. 08元。该款已被C市中院发还给受害单位中行某支行。执行案件已于2009年5月4日结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或者改正;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本案所涉的执行案件早于2009年即已结案,结案后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对执行行为有异议,不应适用以上法律执行异议程序予以处理。本院根据刑事审判庭移交的账户资金冻结明细表,将余先生账户内的存款予以扣划,并发还给受害单位,该具体执行行为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余先生对本院扣划的银行存款主张的是所有权,可能涉及到作为执行依据的一、二审刑事判决、裁定的事实认定问题,余先生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章审判监督程序的相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请求处理。综上所述,异议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提出执行异议,不符合执行异议的条件,其执行行为异议申请应予驳回。

随后余先生向S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复议。2012年9月26日S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复议。理由是:查明成都中院2009年3月5日裁定将存款263 134. 08元扣划到执行法院账户而后划至S省分行。同年5月4日该案终结执行并结案。2009年6月10日,佘广书通过特快专递的方式向C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书面异议书。该院认为余先生申请复议的主要理由认为执行法院扣划余先生在工行帐户中的存款263134.08元,该款项是其与香港集利发展有限公司之间的正常货款而不是赃款。本案因刑事诉讼程序终结后移送执行,依据一、二审刑事判决、裁定及移送的账户资金冻结明细表,该款项是否属赃款不属于执行程序审查范围。余先生申请复议,本院不予审查。余先生可通过其他途径解决。余先生在向执行法院提交异议时,该院的执行案件已结案。因此,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的执行异议程序予以处理。申请复议人余先生向本院提出撤销C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C执裁字第8号、(2009)C执字第459-3号执行裁定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九条的规定,裁定驳回申请复议人余先生的申请。

2.提起国家赔偿申请

2012年11月13日余先生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6条之规定,同时向C市公安局和C市中院提起国家赔偿申请,但两单位都不予立案。

2013年6月14日C市中院同意受理国家赔偿申请,但在规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

2013年10月24日余先生根据《国家赔偿法》第24条之规定,向S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国家赔偿申请,S省高院受理后,通知刘信平律师到庭接受调查。期间该院法官有多次打电话向刘信平律师了解案情。四个月以后,2014年2月24日S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案件立案工作的规定》第10条下决定书,决定认为本案应交由C市中院作出决定,因此指令C市中院受理本案并依法作出决定。

案件退回C市中院后,赔偿办法官通知刘信平律师到庭接受调查。但历经九个月之后,仍无动静。2014年11月份C市中院赔偿办法官终于打电话问刘信平律师;如果能通过执行回转的方式返还存款,是否可撤回国家赔偿申请。刘信平律师回答只要返还存款和利息,可以考虑撤回国家赔偿申请。刘信平律师此时知道追索存款和利息以已经初露曙光。

2014年12月3日C市中院建议刘信平律师提起执行监督申请,当天刘信平律师代余先生递交了执行监督申请。

3.最终获赔

2015年1月29日C市中院下裁定撤销C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C执字第459-3号执行裁定。其理由是:孙某某被控票据诈骗一案,C市中院于2008年8月8日作出刑事判决:被告人孙某某犯票据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判决理由部分载明:本案赃款赃物依法应予追缴,若已扣押或冻结在案,则由扣押或冻结单位直接发还被害单位。本院认为,法院生效法律文书作为执行依据时,执行的具体执行事项只能是生效判决、裁定或者调解协议主文确定的内容。本案在生效刑事判决主文中没有将余先生开立的账户上的存款263 134.08元认定为赃款并作出相应处理,本院在执行过程中将其作为赃款予以扣划没有执行依据,扣划行为不当应予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十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撤销本院(2009)C执字第459-3号执行裁定。

嗣后C市中院从中行某支行扣划执行回转的款项348652.65元(含存款本金263 134. 08元以及利息85 518.57元)。2015年7月14日C市中院将执行回转的款项支付给余先生,余先生收到款项后,喜极而泣。不久余先生向C市中院申请撤回国家赔偿申请。至此,历经9年的维权之路,终于尘埃落定,余先生终于从C市中院处讨回了公道。

表面上C市中院通过执行回转的款项赔偿给余先生,倒不如说申请国家赔偿触动了C市中院,而国家赔偿的核心理由是:其一,对于公安机关认定余先生存款263 134.08元为赃款不能排除合理的怀疑;其二,本案在生效刑事判决主文中没有将余先生开立的账户上的存款263 134.08元认定为赃款并作出相应处理,扣划行为错误。其中第一项理由才是本案的关键所在,而逻辑推理是本案胜诉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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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赔偿申请书(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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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请求人:余先生,男,汉族,居民身份证号码:略

地址:略

赔偿义务机关:C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略

法定代表人:略

赔偿要求:

1.?返还被赔偿义务机关违法追缴的存款本金人民币263,134.08元及利息(从2006年9月30日至支付日止的利息,按银行同期存款计息,迄今暂计为78,940元)。

2.?赔偿直接损失人民币28,402.38元(香港和内地律师事务所做的公证、认证费用)。

事实和理由:

赔偿请求人为广州市个体工商户,从事正当合法的钟表零售、批发业务(见证据1)。2006年7月20日在工行广州站西路支行开立账户(3602034801030511181,见证据2),该账户用于收取货款。2006年9月5日赔偿请求人收到702,800元人民币货款。2006年9月30日C市公安局向工行广州站西路支行发出《查询存款、汇款通知书》【成公内字(2006)146号】(见证据3)、《冻结、解除冻结存款/汇款通知书》【成公内字(2006)35号】(见证据4),上述通知书指明:需“查询犯罪嫌疑人余先生的存款、汇款。冻结金额”、“冻结犯罪嫌疑人余先生的存款702,800元。”“2006年9月30日本次冻结263,134.08元”。?查询线索为:2006年9月5日、9月29日存款明细账。2008年3月17日C市公安局发出《冻结存款通知书》【C公内字(2008)022号】(见证据5),该通知书要求继续“冻结犯罪嫌疑人余先生的存款(冻结金额:263,134.08元)。”

2008年9月10日赔偿义务机关向工行广州站西路支行发出冻结令【(2008)C刑初字第108-15号】(见证据6)和《协助查封/冻结执行通知》(见证据7)冻结上述账号的存款(263,134.08元)。该通知指明:“兹因孙某某票据诈骗案,特通知贵行协助查封/冻结孙某某以余先生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站西路支行开立的账户。”2009年3月2日赔偿义务机关向工行广州站西路支行发出《执行裁定》【(2009)C执字第459-3号】(见证据8),解除对上述账户的冻结该账户存款并将263134.08元扣划到赔偿义务机关予以追缴。该《执行裁定》指明:“本院于2008年9月10日做出冻结令,冻结了被执行人孙某某以余先生名义在工行广州站西路支行开立的帐户(帐号:略),帐号冻结款为263,134.08元。现因需要对上述赃款予以追缴。”

2011年6月份赔偿义务机关向赔偿请求人提供了C市公安局向其提供赃款分解图等相关资料(见证据9、10、11)以及其向饶某账户调取的《明细信息打印》(见证据12),赔偿请求人此时才知道自己的财产权被侵犯。上述资料均表明C市公安局违法查封、冻结了赔偿请求人的合法存款,继而赔偿义务机关违法冻结、追缴了赔偿请求人的合法存款。其具体理由如下:

一、没有证据证明赔偿请求人存款为赃款

(一)根据孙某某讯问笔录和庭审笔录不能证明赔偿请求人存款为赃款

新加坡林某某要孙某某把钱转到绕春某、绕某、敬春某、许春某的私人账户上,孙某某通过叶某某把S省天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账上1000万元中的900万转到上述4人账户上(剩下100万元给叶某某作为手续费)。然后再通过上述四个人账户把钱打到新加坡给林某某,后来林某某打电话说已收到900万元钱。从20, 07年3月起孙某某与其失去联系,孙某某才知道被其骗了(见证据13,2007年9月10日《讯问笔录》第3页;2007年10月15日《讯问笔录》,第3页)。

1500万元转到在孙某某账上(S省天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账上)停几十分钟后转给叶某某公司账上,其中400万元作为高息转给李某明等人,100万元给叶某某。900万元通过地下钱庄转给林某某,这是听王某明、徐某说的。孙某某是按林某某要求,将绕春某、绕某、敬春某、许春某的名单提供给叶某某的。2006年9月1日至9月5日通过工行向上述四人账上汇款共计900万元(见证据14,第9页、第14页)。

(三)C市公安局提供赃款分解图等相关资料不能证明赔偿请求人存款为赃款

1.?从《叶某某从永道合公司提走900万元资金去向统计表(绕某账户)》可以看出:

2006年9月2日至5日从绕某账户汇到其它账户共计2,20,680元,只有6个汇款账户,其中5个账户的户主是外籍人,一个是赔偿请求人。其中4个账户为广州之外的账户(分别为:浙江嘉兴工行、上海工行、浙江嘉兴工行、工行恒福支行)。两个为广州的(一个是赔偿请求人的,开户行为:工行广州站西路支行。另一个是Muhabmadfarooq的,开户行为:工行广州下九路支行)。

2.?从《叶某某从永道合公司提走900万元资金去向统计表(绕某账户)》和《二级账户资金查冻情况统计表》还可以看出:

C市公安局只对在广州的两个账号进行查询,其中仅仅只对赔偿请求人的账户进行冻结。但对广州之外的4个账户未进行查询、冻结。

(四)赔偿义务机关从饶小建账户调取的《明细信息打印》不能证明赔偿请求人存款为赃款

1.?从2006年9月1日至9月5日,绕某账户显示存入情况:

??2006年9月1日1,000,000元(账户名:不明)

2006年9月2日999,950元(账户名:不明)

2006年9月4日700,000元(账户名:不明)

2006年9月4日1,000,000元(账户名:不明)

以上共计:3,699,950元

2.?从2006年9月1日至9月5日,绕某账户显示支出情况:

2006年9月1日239,000元(账户名:不明)

2006年9月2日400,000元(账户名:Muhabmadfarooq,工行广州下九路支行)

2006年9月2日199,960元(账户名:Ongahpeow,工行嘉兴分行)

2006年9月2日199,960元(账户名:Ongahpeow,工行上海分行)

2006年9月2日199,960元(账户名:Ongahpeow,工行嘉兴分行)

2006年9月4日695,690元(账户名:不明)

2006年9月4日420,000元(账户名:不明)

2006年9月4日500,000元(账户名:Mohanfdalnap,工行恒福支行)

2006年9月4日60,067元(账户名:不明)

2006年9月5日702,800元(账户名:赔偿请求人,工行广州站西路支行)

2006年9月5日151,950元(账户名:不明)

2006年9月5日260,000元(账户名:不明)

2006年9月5日252,243元(账户名:不明)

以上共计:4,281,630元

3、分析结论

(1)如果孙某某说林某某要求通过绕春某、绕某、敬春某、许春某的私人账户上转到林某某账上,林某某承认900万元已经收到属实的话,可以判定后来冻结、追缴的通过绕某账户转到其他人账户(包括请求赔偿人)的款项均与所谓的赃款风牛马不相关。

(2)如果叶某某确实要通过绕某账户转到林某某账上的话,通过绕某账户的款应当打入与林某某有关的境外账户才符合常理。假设赔偿请求人是与林某某有关的犯罪嫌疑人,但因赔偿请求人是国内居民,取得该款项后还要转给林某某。而要想将款项打入与林某某有关的境外账户,并非易事,而且是多此一举。所以通过绕某账户转到境内赔偿请求人账户进而再转到林某某境外账户上,通过这个途径转款显然与常理相悖。

(3)如果叶某某确实向绕某账户转款200万元的话,但向上述6个账户汇款额共计2,202,680元,比200万元多202,680元。

如果向除了赔偿请求人账户之外的5个账户转款成立的话,共计转款1,499,880元。勉强凑齐200万元的话,通过绕某账户转给赔偿请求人款额应当是500,120元。但绕某账户转给赔偿请求人款额是702,800元,显然数额不符。

(4)如果上述5个账户的钱已转给林某某的话,共计1,499,880元,剩余500,120元应由赔偿请求人转给林某某。但赔偿请求人既不认识此人,更谈不上将500,120元转给林某某。因此如果想通过绕某账户转到赔偿请求人账户,最后要求赔偿请求人再转到林某某账户上,通过这个途径转款就要冒极大的风险。

(5)如果说绕某账户是地下钱庄用来转款的账户,其中部分用来转孙某某汇给林某某的200万元赃款,不排除其他时候用来支付正常现金货款,否则无法解释从2006年9月1日至9月5日,绕某账户显示支出的4,281,630元,比2,000,000元多出2,281,630元。

(6)C市公安局查的绕某账户资金分流情况时,发现从2006年9月1日至9月5日,绕某账户显示支出的4,281,630元,转款账户共计13个。除了上述6个账户,还有7个账户另外转款2,078,950元。

C市公安局为何不将2006年9月1日的239,000元、2006年9月4日的695,690元、2006年9月4日的420,000元、2006年9月4日的60,067元、2006年9月5日的151,950元、2006年9月5日的260,000元和2006年9月5日的252,243元这6个账户中的任何一笔款列入,而单独要将赔偿请求人账户上2006年9月5日702,800元列入?C市公安局显然觉得赔偿请求人账户在广州便于冻结,异地账户冻结比较麻烦,所以顺手就将赔偿请求人账户列为转200万元赃款的账户,但实际上这样做过于随意,而且2,202,680元与200万元数额相差太多(多202,680元)。

(7)如果通过绕某账户转款都是赃款的话,从2006年9月1日至9月5日转走的款项均有可能是赃款,其中有另外7个账户均有可能。

另外7个账户中,转款低于500,120元的可能性最大。其中2006年9月1日的239,000元,2006年9月4日的420,000元,2006年9月4日的60,067元、2006年9月5日的151,950元和2006年9月5日的260,000元和252,243元这几笔转款嫌疑最大。

显而易见,可以确定2006年9月4日的695,690元和2006年9月5日转到赔偿请求人账上的702,800元都不可能是赃款,因为少付款是正常的(有可能要扣除手续费等),多付款则不合逻辑。

(8)如果叶某某根本没有向绕某账户转款200万元或向绕某账户转款不足200万元(比如说只转款1,499,880元)的话,那么2006年9月5日赔偿请求人账户的702,800元更不可能是赃款。

综上,认定赔偿请求人账上存款是赃款的结论不能排除合理的怀疑。

二.赔偿请求人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是其合法存款

赔偿请求人长期从事钟表配件的生产和销售工作。赔偿请求人与儿子余某在深圳市宝安区设立深圳市立某钟表配件厂(以下简称“立某厂”,该厂注册股东为赔偿请求人的儿子余某),该厂主要从事表壳、表带的生产(见证据15)。赔偿请求人则在广州越秀区旺角钟表城设立档位,从事钟表批发、零售工作(包括接订单和收取货款等)。当时香港富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某公司”,?见证据16)、香港集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某公司”,见证据17)与赔偿请求人做生意已经有7、8年的时间了。香港思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某公司”,见证据18)?与富某公司、集某公司是关联公司。富某公司和集某公司下订单给赔偿请求人(地址均为赔偿请求人在广州的摊位,但订单的抬头都是写立某厂)后,由立某厂供货。在供货前思某公司会与立某厂最后确认价格、数量和交货的准确时间,然后由思某公司的李某某经理先将部分货款打入赔偿请求人帐号内。货收到后,李某某经理会将余款以现金支票形式快递给赔偿请求人。2005年12月21日到2006年6月6日,富某公司和集某公司向赔偿请求人下了五份套装表配件的订单,由立某厂向上述两公司供应套装表配件。订单号分别为:No.RDPO/2600(2005年12月21日富某公司订单,见证据19)、RDPO/2666(2006年3月28日富某公司订单,见证据20)、RDPO/2663(2006年3月28日富某公司订单,见证据21)、UF1022(2006年5月23日集某公司订单,见证据22)、UF1024(2006年6月6日集某公司订单,见证据23)。按照五个订单的约定,原定交货价值共计2,018,858元人民币,立某厂最终实际交货的货款总计1,405,658元人民币,根据订单付款条款的约定,50%的货款(即702,800元人民币)在交货前支付,余款50%(即702,800元人民币)在货到后则以35天限期支票的形式支付。在确认出货前几天,即2006年9月5日,思某公司的李某某经理通过香港的外汇兑换店(香港人称为“找换店”)将50%的货款(702,800元人民币)直接汇到赔偿请求人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站西路支行的帐户(见证据24、25、26)。富某公司和集某公司收到货后,思某公司于2006年10月17日至11月2日将余款50%(即702,858元人民币,折合港币688,400元港币)以现金支票的形式(共十张,支票号码分别为:825208、825209、825210、85931、85932、85933、85934、85935、85936、85937,见证据27)快递给赔偿请求人,后来上述支票的货款均已兑现。以上事实还有《说明》(见证据28)、《关于对账单的说明》(见证据29)、孙某某《刑事判决书》(见证据30)以及香港和国内律师出具的见证文件(见证据16、17、18、24、31)为证。

综上所述,首先,赔偿义务机关在执行程序上违法。赔偿义务机关所据以执行的依据据说是孙某某的判决书(包括一审、二审),但判决书只是判决“并处没收(孙某某的)个人全部财产”。对于赃款部分,判决书只是在认定部分提到“本案赃款依法应予以追缴,若已扣押在案,则由扣押单位直接发还被害单位。”可见赃款应由C市公安局直接发还被害单位,并非由赔偿义务机关按照刑诉法第二百二十条执行没收财产。没收财产,是指把犯罪人个人所有财产依法无偿地收归国有的一种刑罚。但本案所追缴的赃款并非判决书上所载明的判决执行的内容,而且所追缴的赃款是指C市公安局所扣押的被害人单位的财产,并明确规定应由C市公安局直接发还被害单位。可见赔偿义务机关在执行程序上是越俎代庖。其追缴赔偿请求人存款行为没有法律依据。

其次,赔偿义务机关未尽谨慎义务进行审查。由于C市公安局违法查封、冻结赔偿请求人的存款,在此基础上,赔偿义务机关在执行冻结、追缴存款时未对C市公安局提供的赃款分解图等相关资料尽谨慎义务进行审查,违法认定赔偿请求人与孙某某票据诈骗案有关;违法认定系孙某某以赔偿请求人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站西路支行开立的账户;违法认定该笔存款为赃款。最终造成违法追缴赔偿请求人的存款,侵犯了赔偿请求人的财产权。更有甚者,在其调取饶某账户的《明细信息打印》后明知C市公安局采取的查封、冻结赔偿请求人的存款违法以及本身采取的追缴赔偿请求人的存款的措施亦违法的情况下,仍然不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为了维护赔偿请求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17条第一项、第22条、23条、第36条第(一)项、第(七)项、第(八)项、第39条之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几个问题的解释》(一)第2条之规定,要求赔偿义务机关对赔偿请求人的存款予以返还本息,并赔偿直接损失。

此致

C市中级人民法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赔偿请求人:余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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